在1987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曼德尔施塔姆在他的祖国也并不为几个人所知。除了爱伦堡在短暂的解冻时期用了几页委婉的文字悼念过他，在被“平反”之前的几十年里，几乎没有人敢提到他的名字，虽然他不过是一个诗人，一个生于1891年，又早早地死于1938年的诗人。

　　这个犹太小男孩，孱弱，羞涩，眷恋古希腊的优美，喜爱地中海的葡萄园；1913年，22岁的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石头》，广受勃留索夫、勃洛克以及古米廖夫等人的赞誉；1917年10月之前他相信“革命”的力量，在真正见识了这种力量后他收回了自己的授权，并陆续写下一个诗人的见证。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开始给他带来接连不断的麻烦。因为苏共元老布哈林喜欢他的诗，加上爱伦堡、阿赫玛托娃等友人周旋，他得以避免更早地撞上死亡；1933年，他在朋友圈里诵读了讽刺斯大林的诗作，厄运这次没有绕过他——要知道它连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这般位高权重的“自己人”都没有放过。在流放沃罗涅日三年之后，1938年5月，诗人再次被内务部秘密逮捕。他被判处流放海参崴，一座距离列宁格勒最遥远的集中营。1938年12月27日，他死于饥寒交加。

     出生的年头已经磨损，

    把它攥成拳头，和人群一起，

    我翕动苍白的嘴唇低语：

    “我生于 1891年1月2日

    和3日交接的子夜，一个

    没有希望的年头，两个世纪

    用火焰把我团团围住。”

　　    ——《关于无名战士的诗》，汪剑钊译

　　他生于一个没有希望的年头，死于一个令人绝望的年头。他的全名叫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似乎这短短的几百字便可以概述他的一生，就如他短暂的只有47年的生命旅程。然而我用什么才能描述他对世界的眷恋、对生命的热爱、对语言的朝圣？又用什么来复述他所蒙受的羞辱和委屈？

“我曾经幼稚地与这个强权世界保持联系”

　　曼德尔施塔姆的态度和遭遇颇能代表政权更迭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命运。从相信到质疑；从拥抱到疏离；从认可到反对；从被拉拢、被允许存在到被流放、驱逐乃至枪决……

　　他的诗歌记录了他一路转变的轨迹。在1914年写下的《权杖》中，分明有一股拥抱时代的豪情在他胸中升腾：

　　我的权杖，我的自由——

　　生活核心的核心，

　　我的真理，莫非很快

　　将成为人民的真理？

　　……

　　积雪在悬崖上逐渐消融——

　　被真理的太阳所烤化……

　　人民是对的，他们给我权杖，

　　让我亲眼看到了罗马！

    　　——《权杖》，汪剑钊译

　　据爱伦堡回忆，在他刚认识曼德尔施塔姆时，他们常在基辅索菲亚大街上一个希腊咖啡馆中见面。爱伦堡清楚地记得曼德尔施塔姆在那里向他朗诵描写革命的诗：

    啊，执法如山的人民，你是太阳，

    在沉闷的岁月冉冉升起。

　　看上去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阶段，准确地说，是“十月革命”（俄罗斯官方已将之更正为“十月政变”）前，曼德尔施塔姆是相信革命的威力，相信“人民”的力量的。这也几乎是对美好生活抱有追求的知识分子在这一阶段的普遍倾向。爱伦堡曾如此描述俄罗斯象征派创始人勃留索夫：“他相信，革命将从根本上改造一切；他对我说，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区别，犹如基督教的罗马和奥古斯都的罗马的区别一样显著。”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相对于看上去更保守的、“代表贵族阶级利益”的政权，更为激进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新兴政权无疑能拉拢更多的民众，包括数量可观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当“革命者”高擎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辉煌蓝图。而这几乎是各种革命惯用的鼓动手段。对“翻身”过分急迫的渴望，很容易令人忽略过程的不义，或者说手段的非法。可事实也一再证明，非法、不义的夺权开端，所孵生的往往是更为糟糕的政权，和更为严酷的执政手段。法国大革命是，俄罗斯“十月革命”更是。

　　所幸，知识分子的敏感能使他们较早地识破这种把戏。一个诗人如果不是过于愚蠢，或者过于虚伪——这任何一点都将使他自动放弃身为诗人的资格，他都将很快明白“革命”在怎样发挥它的威力。当马雅可夫斯基这种“即使去掉心灵，/也要呼唤，/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事物”的诗人都蓦然发现“他看到的不是一幅油画上的未来，而是一幅宣传画上的未来”时，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抱持的美好希望再一次落空了。或者说，他发现自己被骗了。

　　我不曾在花瓣绽放的瞬间寻找你的

　　嘴唇，卡桑德拉，寻找你的眼睛，卡桑德拉，

　　但十二月——庄严的不寐——

　　回忆在折磨着我们。 

　　一九一七年的十二月，

　　我们爱着，却丧失了一切：

　　一个，被人民所劫掠，

　　另一个，自己劫掠了自己……

　　——《致卡桑德拉》，汪剑钊译

　　到哪里寻找记忆中的蔚蓝？到何处兑现他们承诺过的美景？我的爱，我的信任，连同我的思想，都被劫掠了……

　　在可怕的高空，一朵流浪的火焰，

　　难道星星就是这样闪烁？

　　一颗透明的星星，流浪的火焰，

　　你的兄弟，彼得堡，

　　正在死去。

　　在可怕的高空，大地的梦燃烧，

　　一颗绿色的星星在闪烁。

　　哦，如果你是星星，也就是水和天空的兄弟，

　　你的兄弟，彼得堡，正慢慢死去。

　　一艘巨大的轮船在可怕的高空

　　疾驶，伸展开翅膀——

　　一颗绿色的星星，在美妙的贫穷中，

　　你的兄弟，彼得堡，正慢慢死去。

　　在黑色的涅瓦河上空，透明的春天

　　被折断。不朽的蜂蜡在融化。

　　哦，如果你是星星——彼得堡，你的城市，

　　你的兄弟，彼得堡，正在死去。

   　　 ——《在可怕的高空》汪剑钊译

　　字句的反复与回旋，意味着哀叹的节奏。在“可怕的高空”是火焰、大地的梦想、历史幻象的巨轮，是春天和星星，然而当这个梦想降临人世降临彼得堡的时刻，一切正在死去。这是高空的黄金与现实的垃圾之间的“辩证法”。面对彼得堡，面对这座曾因“窜出石头缝的生机勃勃的绿草”而被诗人誉为“世上最先进的城市”，面对她如今在贫穷中慢慢地死去，诗人是如何悲戚！如何哀叹！——更令人悲叹的恐怕是，这不过是1918年，一出罪恶而荒诞的长戏才刚刚开演。

　　“我曾经幼稚地与这个强权世界保持联系”——幡然醒悟的诗人即刻收回了自己的授权——他曾经在黄金时代的幻象中授予新的政权暂时召集他的思想、带领他的灵魂。同时，他开始记录自己的见证。

　　如此，在陡峭的卡拉巴赫，

　　在凶猛的城市舒莎，

　　我见识过这些恐怖，

　　与灵魂十分亲近。

　　四万个死寂的窗户

　　在所有的方位显现，

　　而劳动无生命的蚕茧

　　在群山中被埋葬。

　　裸露无遗的建筑

　　在无耻地泛起红光，

　　而在它们之上，天空

　　深蓝的黑死病依稀可见。

　　　——《在高峻的山隘上》汪剑钊译

　　这个诗人，虽然无比蔑视制造了和制造着现世罪恶的凶手，但没有放弃用他唯一的能力——写作，记下他们的谎言、他们的不义。他用一个诗人的方式，表达着自己与时代的论争关系。

　　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

　　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们的话语，

　　而只要哪里有压低嗓音的谈话，

　　就让人联想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他肥胖的手指就像蛆虫一般油腻，

　　他的言辞就像秤砣一般准确，

　　仿佛蟑螂触须的胡髭含着笑意，

　　他的长靴筒闪闪发亮。

　　而在他周围站着一群细脖的领导，

　　他玩弄这帮半人半兽的仆人，

　　有人啼啭，有人喵喵叫，有人啜泣，

　　只有他一人粗声大气地唠叨，

　　发布一个个命令仿佛安装马蹄铁：

　　这个钉鼠蹊，那个钉前额，这个钉眉头，那个钉眼睛。

　　不论怎样给出死刑——都像吞食马林果般甜蜜，

　　这个奥塞梯人宽广的胸膛啊。

    ——《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汪剑钊译

　　在后人的猜度里，就是这首讽刺斯大林的诗作，让曼德尔施塔姆再也躲不掉死亡的追随。当然他没有立即被杀掉，因为还要等到有人去告密，等到喜爱他的诗歌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着他的苏共元老布哈林惨遭斯大林的毁誉和枪决，等到从沃罗涅日流放归来、再流放到距家乡1万公里远的海参崴受尽饥寒交迫、精神煎熬……之后，才于1938年12月27日的清晨，悄悄倒下。像一个困极了的孩子，他软绵绵地倒下了。

“我将在后代中寻觅读者”

　　我拧紧厨房里巨大座钟

　　那一根瓶形的钟摆。

　　时间竟然晦涩到如此程度，

　　可我仍然喜欢去揪它的尾巴：

　　要知道，它在自己的奔跑中毫无过失，

　　不过，似乎有一丁点儿可疑。

　　　　——节选自《莫斯科的子夜》汪剑钊译

　　一个思想者会存在于两种时间，一种是外在的客观现实，另一种则是自己构造的柏格森式的心理时间。曼德尔施塔姆明显对第一种时间——它以“有一丁点儿可疑”的“巨大座钟”为代表——不屑一顾，然而却对存在于后一种时间——他谓之“无垠的更为令人信服的艺术之现实”抱持最大限度的渴望。鉴于这种时间观，诗人认为，一个艺术家会将他的世界观视为一个“工具”——就像石匠手中的一把锤子，而他的“唯一现实”就是艺术作品本身。

　　诗人意识到：“时间竟然晦涩到如此程度”，这亦是历史的暧昧。未来维度上的理想被当做垂直起来的天空中可以降至人间的福音。诗人已为我们描述或预言过它可怕的后果。他正是带着对时间与历史的质疑面向这个世界。

　　一方面，“我曾经幼稚地与这个强权世界保持联系”——这种曾经受愚的经验会削弱诗人此后的信任力。或者换句话说，会加强他的甄辨力。他将更加谨慎地选择交流对象。另一方面，不仅仅是现实经验，对现实存在的不信任、对它宣称自己是将要或已实现了的理想的不屑，将更为加强诗人对当下现实的质疑和疏离。

　　布罗茨基在评述曼德尔施塔姆的《文明的孩子》一文中表达过相似的看法：“诗人惹出了麻烦，往往并不是由于他的政治，而是由于他语言上的优越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上的优越感。歌是一种语言叛逆的形式，它所怀疑的对象远远不止某一具体的政治制度：它对整个存在制度提出疑问。它的敌人也是成比例地增多的。”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认为曼德尔施塔姆对身处的历史局势所持的态度，“完全不是一种公开的敌意。总体地看，他不过是将这一局势视为存在现实的一种更糟糕的形式，一种本质上全新的挑战”。

　　就如布罗茨基所意识到的，“在诗歌中，如同在任何地方，精神上的优越总要在肉体层次上遭遇抵抗”，对诗人的肉体进行摧残，几乎就是统治者所一贯使用的伎俩。或许应该说，唯一的伎俩。

　　曼德尔施塔姆早在青年时期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或者说，他那时已清楚了身为一个诗人所需面对的风险。他在1913年发表于《阿波罗》杂志的文章《论交谈者》中，一开始便设问道：“请问，在一个疯子身上，给你们留下最可怕的疯狂印象的会是什么？是那对大张的瞳孔，因为那瞳孔没有注视，它对什么都不注意，它是空洞的。因此，疯子虽在对你们说着一些疯话，但他并未顾及你们，并未顾及你们的存在，似乎他不愿承认你们的存在，他对你们完全不感兴趣。在一个疯子身上，我们感到恐惧的首先就是他对我们所表现出的那种可怕的、绝对的漠然。另一个人对你没有任何兴趣，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

　　有太多的理由提醒人们时刻注意表达对别人的兴趣：礼貌，文化上的伪装，自我保护意识，等等。而诗人在这方面通常会感到欠缺。相反，他渴望逃向“无际波浪的岸边，宽广喧闹的森林”。因此，“疯癫的怀疑落到了诗人的身上。”曼德尔施塔姆说，“像赶走一个疯子那样心怀恐惧地赶走诗人，或许也是合理的”。

　　只有在这种惩罚的层面我才能赞同布罗茨基的下述观点：“我们和我们的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只能由后者来缩短，而后者却很少这样做。”我甚至理解他是在基于担忧“我们”的命运之上而提出了一个普遍性问题。曼德尔施塔姆的遭遇不是再次印证了这种忧虑么？就连布罗茨基本人，他的被驱逐出国，不也是一种被迫远离？在漫长的历史中，谁能计算出有过多少次这样的远离？“我们和我们的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只能由后者来缩短它”，这句话不乏悲凉，甚至羞辱。

　　不过，我始终倾向于认为，在一种恒久意义上的博弈中，诗人，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才掌握着真正值得信任的砝码。

　　这种更值得信任的砝码，我指的是语言。难道还有比语言更持有的存在吗？

    我的天赋贫乏，我的嗓音不大，

    但我生活着，我的存在

    会使大地上的某人好奇：

    我的一个遥远的后代，

    会在我的诗中发现这一存在；

    也许，我能与他心灵相通，

    如同我在同辈中找到了朋友，

    我将在后代中寻觅读者。

　　　　——刘文飞译

　　这是巴拉丁斯基（1800—1844）写于1829年的几句诗行。曼德尔施塔姆说他很想知道，那些读到这些诗句的人们，有几个能不感觉到一阵喜悦的、动心的震撼。对现实存在的质疑和疏离不代表诗人拒绝所有的交谈。相反，曼德尔施塔姆提醒人们：不能蔑视交谈者。在这方面他推崇巴拉丁斯基深邃的智慧：为了寻找更好的交谈对象及方式，他洞察的目光越过了同代人，以便停留在一个未知的、但确定无疑的“读者”身上。曼德尔施塔姆相信，每一个读到巴拉丁斯基诗句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读者”——被选中的、被点了名的“读者”。

　　他还相信这样一种神秘的宿命：一位航海者在危机关头将一只密封的漂流瓶投进海水，瓶中有他的姓名和遭遇。许多年之后，一个在海滩漫步的人捡到了这个瓶子，读了这封信。他不是在偷拆别人的信。相反，这封信恰恰是寄予他的。谁发现了这封信，谁就是它隐秘的收信人。

　　我获得一份幸福的遗产——

　　异乡歌手徘徊不定的幻梦；

　　我们显然可以自由地去蔑视

　　自己的亲戚和乏味的近邻。

　　而或许，这不仅是一座宝藏，

　　绕过孙辈，传承给曾孙；

　　而游吟诗人将编唱另一支歌，

　　吟唱，仿佛是自己的歌。

　　　　——《我从来没听过奥西安的故事》）汪剑钊译

　　未来向度的保持不是从天而降的革命事业，而是一只密封的话语的漂流瓶：这是诗歌的一个形象。曼德尔施塔姆的态度清晰明了：他会将真挚的期待给予未来的“收信人”，而非当下“时代的代表”：不是“同辈中的朋友”，更毋论统治者。“与熟悉的人交谈时，我们只能说出熟悉的话。”他解释说，“与一个具体交谈者的交往，会折断诗的翅膀，使它丧失空气和飞翔。诗的空气就是意外。”他还将自己的观察归纳为一个公式：交流的兴趣与我们对交谈者的实际了解成反比，与我们欲引起他注意的愿望成正比。套用诗人的公式，更为遥远的地方是哪里？“与火星交换信号”——在诗人看来，正是那些“尊敬交谈者、意识到自己天然正确性的抒情诗歌值得去完成的任务”。

     置身于神秘的高空，

    我感到一种难以克服的惊悸。

    我满足于做空中的燕子，

    沃野喜欢钟楼的升腾。

——《徒步旅人》汪剑钊译

　　曼德尔施塔姆曾经将写作比喻为亲手建造一座高塔，它高耸的塔尖将质疑天空的空无。这首诗恰恰暴露了诗人最深刻的欲望：建造一个语言的哥特式钟塔。而他，这个爬上钟塔的孩子，所痴迷的就是与火星交换信号，或者，与上帝交谈。或许他就是：密封一些信件寄予后世的孩子。

“在诗歌中这现实恰恰正是词语”

　　就像一个数学家连想都不想便可以得出某个十位数的平方，曼德尔施塔姆相信，一个优秀的诗人同样具备这种能力：他通过在一首简短的诗歌中融入极度浓缩的广阔现实，从而将一个现象提升到它的十次幂。数学家有他的换算公式，一个诗人所使用的换算中介，则是语言。用诗人的原话说，“在诗歌中这现实恰恰正是词语。”

　　在《阿克梅派之晨》一文中，曼德尔施塔姆不仅介绍了这个派别对词语的关注，更怀着一种近乎敬仰的激情论述了语言的特殊功能。在他看来，词语有着特别的、令他成为一个人的，并因此应当“被并入远为意味深长的有机体的概念”中的重要意义。这位受古米廖夫影响刚刚加入阿克梅派的青年，用近乎苛刻的语调猛烈抨击了同时代的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及其他流派。他讽刺象征主义者是“糟糕的居家者”——他们在自身有机组织的牢笼或在康德借助于他的范畴构筑的普遍牢笼感到不舒服，不自在；他嘲弄未来主义——“对于未来主义者，真正的词语仍旧在屈膝匍匐”；而后，他如此赞誉阿克梅派：“一种有机体的诗学，一种具有生物属性而不是立法属性的诗学，一种以有机体的永恒统一的名义摧毁准则的诗学，一种展示生物学所有特征的诗学。”他甚至断言，词语在阿克梅派这里“第一次采取了一种尊严的直立姿势，进入了它存在的石器时代。”

　　阿克梅派是为了那些受到建筑精神的启示，不像懦夫那样放弃自己的人格，而快乐地接受它以唤起和开发在建筑学上还沉睡于内部的力量的人。建筑师说：我建造，那表明我是正当的。认识我们正当性比诗歌中任何别的都更为宝贵，……我们在词语关系中引入了哥特式元素，正像塞巴斯蒂安·巴赫在音乐中建立了它一样。

　　曼德尔施塔姆将阿克梅派所奉行的“对有机体与组织的爱”比肩“光辉灿烂的中世纪”，将自己对语言的探索行为比喻为建造哥特式教堂——在遥远的13世纪最能表现有机体概念的逻辑发展的建筑物。他看上去是如此迷恋这座“更为茂密，更为原始童贞的树林”所散发的“神圣的生理学”特质，在其中他仿佛看到了“我们自身的黑暗有机体的无限繁复”。进而，他不忘批判刚从身边走过的19世纪在“追求精良高妙之中”失去了“真正繁复的秘密”。

　　他在多篇文章中重申上述观点。比如在《词与文化》一文中，他再次强调“是内在的意象赋予诗以生命。那个隆隆作响的形式的模型正期待最终写出的诗行。没有一个字出现，但诗已经发出鸣响。回响的是内在的意象，触摸到它的是诗人的听觉。”因此，他呼吁诗人们“写点无意象的诗吧，如果你也会知道怎样写的话。”

　　从流派纷争的角度看，语言称得上除思想深度之外诗人最热衷，也最应该追求的东西。因此可以说，阿克梅派对词语“繁复的秘密”的强调早已是象征主义以降的诗学原则，这方面他们并无太多新意可言。虽然我认同他们所批判的19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带给语言的冲击。此外，仔细观察我们也会发现，曼德尔施塔姆对象征主义的批评也并不那么令人信服。虽然他所归纳的阿克梅派的最高诫律“爱事物的存在更甚于事物本身，爱你自己的存在更甚于你自己”听上去充满哲理。

　　在他的诗歌和散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俯首皆是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如果换句更苛刻的说法：曼德尔施塔姆在批判象征主义，标新阿克梅派的时候所使用的表述方式，或者说修辞方式，正是象征。

　　建造只有以“三维”的名义才可能，因为它们是一切建筑的条件。那就是为什么建筑师必须是一个好的居家者，而象征主义者是糟糕的建筑师。建造意味着征服空无，催眠空间。哥特式钟塔的漂亮箭头狂暴是因为它的功能在于刺透天空，谴责它的空无。

    “象征”似乎是一种空气，迷漫在时代的一切现象中，闪烁在人们对事物的感知形式、弥散在思考与表达的方式之中：

　　物质的声音在这出人意料的坠落中听来像一段清晰的发言。……虔诚的阿克梅派抬起这神秘的丘特切夫式石头，将它造就为他们建筑的奠基石。

　　就仿佛石头渴望另一种存在，它显露了它自己隐藏于自身之中的强大潜力，仿佛它在乞求允许走进那“弧棱拱门”以加入其同伴欢乐的协作行动。

    石头，是曼德尔施塔姆喜欢使用的象征意象之一。他的第一部诗集就叫做《石头》，而上述语句恰恰可以用来解释其所暗含的象征意义。

　　东西是词的主宰吗？词是一颗灵魂。活的词并非指一种东西，而是犹如寻觅一个栖身之处那样，随意选择这种或那种客观意义、物质性、恋人的身体。在东西周围文字随意徘徊，如同一颗已被抛弃，却没有被忘记的灵魂徘徊在肉体周围。

　　这也是曼德尔施塔姆写下的话。毋须列举象征主义的辉煌成就及一度席卷全球的气概，既然“词是一颗灵魂”，词的使用如何可能取消象征手法？

　　在纪念俄罗斯象征主义的创始人勃留索夫的文章中，爱伦堡在赞誉他出色的组织才能时没有讳言他的“虚荣心”。这位诗人在二十岁的日记本上写下的话可以拿来解释阿克梅派的上述矛盾：“才能，甚至天才，即使能使人成功，那也是很慢的。这太不够了！我是不满足的。应该选择另一条途径……要在迷雾中找到指路星。我看见了这颗星：这就是颓废文学。不错！不管你说它虚伪也罢，可笑也罢，它依然在前进、在发展，未来也将是属于它的，特别是当它找到了一个当之无愧的领袖以后。而这个领袖将是我！是的，我！”

　　不能说这种流派之争完全无意义，阿克梅派对象征主义——曼德尔施塔姆有时候干脆称呼其为“伪象征主义”——滥用联想的批判，对未来主义“对于他们没有比用钩针勾住一个难懂的词更大的乐趣了”的讽刺，应该说，起码也是对自己创作态度和方式的一种警示和调整。当然，他们的抱负不止于此。曼德尔施塔姆曾断言阿克梅派蕴含着“一股不可征服的意志”，它的催动力“是非凡的”。他相信阿克梅派“在俄罗斯历史上既是一个社会现象，也是一个文学现象。”他们旨在解放词在象征主义者手里被束缚的“农奴处境”，进而“创造以人为中心的诗歌和诗学，让人成为他自己屋子的主人，而不是让人被伪象征主义的恐怖压成薄饼”。在阿克梅派诗人的理想中，他们期望于词语中复活俄罗斯诗歌的“道德力量”，进而，推动俄罗斯诗歌在以往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社会抱负——“公民”理念上升到“更为远大的原则”——即“人”的概念。

　　中肯地评价，阿克梅派对词语本身的强调，与曼德尔施塔姆所追求的人道主义抱负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另外，堪称庆幸的是，在1921年写下的《词与文化》一文里，曼德尔施塔姆已不再执着于比较文学流派的高下，不再停留于表达对时间现在、对时尚的迷思，他的目光已经透过“词语”，直达对某种具有永恒意味的事物的信心：“对一个诗人是真理的东西对所有的诗人都是真理。组建什么样的流派都毫无意义。”

　　当时间被词语的犁铧翻起，诗人可以信赖的，惟有词的灵魂与本质。

“我要奥维德、普希金、卡图卢斯焕然一新”

　　我仿佛觉得，正如所有其他的事物，

　　时间，你不合法！正如在成人的背后

　　一个孩子掉进起着波纹的河水，

　　仿佛我走进未来，

　　而且，仿佛我不再见到它……    

　　　　——《让小拇指浸泡在莫斯科河》汪剑钊译 

　　在闻识了诗人对时间的不信任之后，他还将告诉我们时间的“不合法”性。说到底，对存在的渴望使诗人不能接受自己像一个孩子掉进深潭般地在未来的时间里——一个成人的形象里——沉溺不见。“人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言论：那也许不错，可它属于昨天。但我说，昨天还没有出生。它还没有真正成为过去。我要奥维德、普希金、卡图卢斯焕然一新，而不会满足于历史上的奥维德、普希金、卡图卢斯。”（《时代的喧嚣》P53）可以说，这段话充分表达了曼德尔施塔姆寄希望通过深潜、回溯和更新过去来奠基当下存在的地基的想法。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何以对古典文化抱持那么深刻的眷恋。

　　曼德尔施塔姆质疑文学的“进化论”说，“进步论”在他看来更是“近似自杀”——“文学中的进步论代表着学术愚昧的最残酷、最可恶的形式”。反之，他推崇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复古”——“艺术中的革命不可避免地要趋向古典主义。不是因为大卫摘取了罗伯斯庇尔的成果，而是因为那是大地就是要如此行事。”诗人的观点包含着仿佛被印证过了的神秘与肯定，“并没有（法国大革命的）平等，并没有竞争，只有一切联合起来反对空无与非存在的人的共谋。”因此，曼德尔施塔姆热衷在诗歌与批评中营造希腊、中世纪、哥特式风格及教堂、钟塔等古典意境。

　　他眷恋古希腊——

　　我怀着最后的坦率

　　告诉你：

　　一切是妄想，是胡言，

　　我的天使。

　　那里，对着希腊人

　　美在闪烁，

　　耻辱自黑色的窟窿

　　向我显露。

　　　　——《我怀着最后的坦率》汪剑钊译

　　他赞誉中世纪——

　　中世纪，以它自己的方式来定义人的特殊庄重，感觉与承认它归于每一个个人，……最卑下的匠人，最低级的教士都拥有他自己真正价值的，如此属于那个时期特征的虔诚尊严的秘密知识。……那时抽象的生命，全然不加装饰的个人存在，被珍视为一件英雄伟绩。从这之中萌生了联合所有人的贵族亲和性……

　　这些并不意味着一种政治上的反动，而是对线性时间和直线进步观念的质疑，是对艺术中的可逆性的洞察，对空间体验的关注。就如诗人迷恋的地中海，迷恋的感性的真理——

　　我像需要怜悯与宽恕那样，

　　需要你的土地与金银花，法国啊，

　　需要你斑鸠的真理和微不足道的谎言

　　还有用纱布围起来的葡萄园。

　　在轻松的十二月里，你那剪过毛的空气

　　渐渐变白，那么富有，那么委屈……

　　　　——秦顺新译

　　这首描述法国的诗，令爱伦堡觉得，虽然自己身在法国多年，“却不能讲得比这一番话更好、更确切……”

　　曼德尔施塔姆还十分熟悉和喜爱意大利、德国的诗歌。他《谈谈但丁》中的若干句子经由爱伦堡翻译给一些意大利人时，爱伦堡记得“那些对意大利语语音绝妙的‘稚气’的思考”是如何令对方大为吃惊。

　　古希腊、地中海、意大利、彼得堡……诗人眷恋的这些空间无疑存在某些共通的美：文明。这些文明的光辉在诗人的笔下互为扶持、相互照应。布罗茨基曾评述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再现了我们文明的发展过程”。并且，他观察到曼德尔施塔姆的文明的发展不是像一条淡水河那样沿着两侧固定的堤坝流动，而是几条“平行的水流”，并且“从一开始就是相互交融的”。

　　回顾诗人的柏格森时间观能帮助我们解读这种文明的交融。“伯格森在考虑现象时，不是依据这些现象所遵循的时间连续规律的方式，而是依据它们的空间延伸。他仅仅对各种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感兴趣。他把这种联系从时间中解放出来，然后独立地考虑它。因此，互相联系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形成了一把扇，它的折子可以及时打开。”

　　如果试着描绘曼德尔施塔姆手持的扇子，我们将发现它的外延其实是一个孩子的眼光与童贞视野：

    我们的血液，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政治生活——所有这一切都将在一个崭新的、温柔的自然存在的、在一个自然心灵中向前奔流不息。在这个没有人的精神王国里，每一棵树都将是森林仙女，每一种现象就将叙述它的变形记。

　　慢慢地阅读这些文字，慢慢地倾听一个孩子的观察，我们会发现他心灵的方向：趋向自然。看来，曼德尔施塔姆的理想远不止在他想象的柏格森的绵延时间里获得永存，他还在回溯，在时间看似不可逆转的线性规律上回溯，回溯古典，或者说，复辟自然的某种支配权。

　　如果只是深潜与回溯，会不会使一个诗人在未来背上逃避时下的责难？不过，这何其不是一种象征与反讽呢？何况，曼德尔施塔姆并没有因沉迷爱琴海而忘返，他到底生活在列宁格勒。这是一种不可选择的宿命。就像罗马对希腊的毁灭。

　　让这些繁华城市的名字

　　用易逝的威名去愉悦听觉吧：

　　在无数世纪中生存的并非罗马，

　　而是整个宇宙里人的位置。

　　帝王们渴盼着将它统治，

　　神父们为站在寻找合理的借口；

　　没有用了它，一切都不值一提，

　　房屋与祭坛不过是可怜的垃圾！

　　　　——《让这些繁华城市的名字》汪剑钊译

　　“易逝的威名”，这个简短的词语让我们再次重温诗人的时间观和词语观。“威名”纵然如何显赫，却只能在某一时间段作为某种意义的代号。在线性流逝的时间轨道上，有几个词可以接近和固定它的本质？在时间无情地冲刷下，又有什么可以做到巍然不倒，不随时间的洪流泥沙俱下？

　　20年代以后，“罗马”的主题开始在曼德尔施塔姆的笔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并逐渐超过希腊、《圣经》等主题。布罗茨基分析“这主要是因为，这位诗人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了‘诗人与帝国’的原型窘境。”——正是道德氛围和精神堕落会让人想到罗马帝国。“这只是一种主题上的超越，而从不是取代。”布罗茨基说，“这表明作者仿佛是通过希腊的多棱镜来观察整个世界的。”

　　从希腊到罗马，是主题上的超越而非取代，布罗茨基的分析堪称精妙。“在无数世纪中生存的并非罗马，/而是整个宇宙里人的位置。”诗人站在列宁格勒的大街上看见罗马，不正是在表达对消逝了的希腊和彼得堡最深刻的呼唤？不正是在表达对被挟劫持的文明的缅怀与追念？

　　到了30年代的“沃罗涅日时期”，也即曼德尔施塔姆生命的最后几年，遭遇流放和贫困交加的诗人写下了更多对个人与国家，国家与道德等关系的人道主义思考和批评。比如这首写于沃罗涅日的四行短诗：

　　放开我，交出我，沃罗涅日：

　　你将丢掉我，或者错过我，

　　你将失去我，或者归还我，

　　沃罗涅日是胡闹，沃罗涅日是乌鸦，是匕首……

        ——《放开我，交出我，沃罗涅日》汪剑钊译

　　沃罗涅日，代表了统治者选择的交谈方式：一场流放，一场绑架。一种国家权力蛮横地打在诗人身上的痕迹。不该忘记的是，诗人对他的时代的指控的出发点：“我们的血液，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政治生活——所有这一切都将在一个崭新的、温柔的自然存在的、在一个自然心灵中向前奔流不息。”从诗人短促的控诉和声讨中，这场绑架最终能换得多少赎金呢？“你将丢掉我，或者错过我，你将失去我，或者归还我，沃罗涅日是胡闹，沃罗涅日是乌鸦，是匕首……”于是，最终，就如他献给安德烈·别雷的诗里所描述的：“在你和国家之间，/只有冰冷的联系。” 

“请永远保留我的话语”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

　　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

　　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

　　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

　　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

　　敲打我的太阳穴。

　　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

　　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

　　　　——《列宁格勒》北岛译

　　这是1930年的12月，诗人从亚美尼亚回到列宁格勒。思乡的急切还未获缓解，诗人便已嗅到了恐怖的气味：“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

　　这次回乡，诗人找到了作家协会，希望能得到一份工作和住处。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丈夫得到的答复——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头头坚定地对他们说：“曼德尔施塔姆不能住在列宁格勒。我们决不给他一个房间。”

　　一个优秀的诗人不能拥有一个房间，这在计划经济下的苏联毫不为怪。阿赫玛托娃也曾因为没有去处而不得不与离过婚的前夫住在一个屋檐下。此中羞辱可想而知。早从1920年开始，曼德尔施塔姆便已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时常靠翻译和朋友的接济维生。而到了1937年初，诗人写信恳求科·伊·丘科夫斯基借上一点钱时，他的生存境况已经糟糕透了：“经过一年半之后，我病弱不堪。大约在这个时候，虽然我没有再做错任何事。但是我的一切都遭剥夺：我生活的权利、工作的权利、治疗的权利。我被当成一只狗，一只劣等狗……我是一个影子。我不存在。我只有死的权利。我妻子和我正被逼向自杀。……”

　　一个英雄时代已始于词的生命之中。词是肉和面包。词与面包有着同样的命运：受难。人民在挨饿。国家更是在饥饿中度日。但仍有一样东西更为饥饿：时间。时间要吞食国家。……谁能像牧师高举圣餐那样把词语高高举向时间，谁就会成为第二个约书亚，成为修女的儿子。……向否定文字的国家表示同情是当代诗人的公民“义务”，是在等待诗人去完成的英雄业绩。

　　生活于饥寒交加的诗人始终忧虑着另一种受难，另一种饥饿：人民的饥饿，国家的饥饿。这种饥饿不是缘于事实上的确正在发生的大饥荒，而是受困于另一种贫乏：词语——“词是肉和面包”。面对极度饥饿的时间来说，唯有这一种食物堪以较量它巨大的消化系统。“像牧师高举圣餐那样把词语高高举向时间”，曼德尔施塔姆视此为诗人的一种英雄伟业，起码，也是“当代诗人的公民‘义务’”。饥饿的时间源自时间的饥饿。对未来的疯狂透支使得时间极其贫乏了。诗人是否能够担当起这一业绩？

　　但它只服从自己的向往，

　　眯起眼睛，抱定自身，

　　它对待稿纸的态度，

　　仿佛圆顶面对空荡的天空。

　　　　——《八行诗》汪剑钊译

　　诗人铺开了稿纸：他建造高耸的圆顶以面对空荡的天空；他制作精美的面包以填充时间的巨胃；他施舍众人食物以捱过饥荒……

　　“艺术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尝试，相反，它是一种赋予现实以生气的尝试。艺术是一个寻找肉体却发现了词的灵魂。”布罗茨基在《文明的孩子》中的几句话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在曼德尔施塔姆这里，这些词恰好是俄语中的词。”

　　请永远保留我的话语，为不幸与幻影的杂味，

　　为环形忍耐力的煤油，为劳动良心的焦油。

　　仿佛诺夫哥罗德的矿泉水应该是乌黑和甜蜜的，

　　为的是圣诞节前的泉水映照出七对星星的鱼鳍。

　　为的是，我的父亲，我的朋友和我粗暴的助手，

　　我——不被承认的兄弟，被民族家庭所抛弃的人——

　　答应建造那样一些昏昏欲睡的木头构架，

　　为的是让鞑靼佬在其中把公爵安放进吊桶。

　　只要仅仅是这些冻僵了的断头台喜欢我，

　　瞄准死亡，就可以在花园中赢得一座座小城——

　　为此，我甚至愿意在铁制的衬衣里度过一生，

　　为了彼得罗夫斯基死刑，我会在森林里找到斧柄。

        ——《请永远保留我的话语》汪剑钊译

　　布罗茨基说曼德尔施塔姆并不是一个“文明化了的诗人”；他实际上是“一个为了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这个执着于爬上语言钟塔的孩子，虽然只想“与火星交换信号”，但他的目光怎能绕过列宁格勒的粗暴凶残？他的耳膜如何拒绝镣铐的哐当作响？他的良心怎能绕过遍及大地的累累尸骨？他手中的笔又怎能绕过“克里姆林宫的山民”所铸下的种种罪恶？

　　“为了文明”，曼德尔施塔姆，他以一个孩子的眼睛观察，以一个孩子的稚气思考，以一个孩子的诚实写作，以一个孩子的勇气面对国家的饥饿，也以一个孩子柔弱的身躯承受了来自国家的残酷打击。

　　1938年5月1日，刚刚结束沃罗涅日流放不久的诗人因“反革命活动罪”再次被捕。9月7日，被判处五年徒刑的诗人被押上火车，颠簸一个多月后到达流放地海参崴。同年10月，在最后一封寄给弟弟的信中，诗人写道：“身体非常虚弱，弱到了极点，瘦极了，几乎变了形，我不知道，邮寄东西、食品和钱还有没有意义。还是请你们试试吧。没有衣被，我被冻僵了。”

　　帮帮我，上帝，度过这个夜晚，

　　我害怕，为生命——为你的奴隶……

　　　　——《帮帮我，上帝，度过这个夜晚》汪剑钊译

　　上帝最终没帮他度过这个夜晚：1938年12月27日，曼德尔施塔姆死于距离家乡一万公里远的集中营。他的家属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没有死因。没有骨灰。一个诗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死去了；没有人敢缅怀他。没有人敢提他的名字。一个诗人就这样在苏联彻底消失了。

　　惟有在短暂的“解冻”时期，爱伦堡用极其委婉晦涩的文字悼念过他：

　　这个身体孱弱而又演奏着住进黑夜的诗的音乐的诗人又能妨碍谁呢？1952年初，布良斯克的农学家 B.梅尔库洛夫来找我，他说，1938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死在远离故乡1万公里的地方；他有病；躺在篝火旁边读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是啊，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怕喝一杯未开的水，但是他身上却有真正的勇气，这股勇气陪伴了他一生，直到野营篝火旁的十四行诗……

娜杰日达：漂流瓶的守护者

　　1939年1月30日，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寄往海参崴的包裹被退回。她清楚地记着这个日子，就在同一天，参与捏造罪证陷害曼德尔施塔姆的巴甫连科，出现在了全国各大报纸刊登的荣获勋章的作家名单上。就这样，一个诗人悄无声息地死去了，一个小人大张旗鼓地获奖了。

　　关于诗人的死因，有过很多说法：斑疹伤寒、精神病、身体虚弱、体力不支……关于他的埋葬地，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他的尸体和其他死者一起，像劈柴一样被堆放在劳改营的墙边，然后成批地用车运出去，葬到营地的坑里；也有说法是他和其他的劳改犯，被扒去了衣服，赤身裸体，几个人埋在一个坑里；有人说他被葬在海参崴的第一条河里，也有人说他被抛入了第二条河中……

　　我不愿做一只白粉蝶

　　把借来的身躯还给尘土——

　　我但愿，有头脑的躯体

　　变成街衢和国土——

　　这躯体虽被烧焦，但有脊柱，

　　还知道自己的长度。

        ——秦顺新译

　　这是诗人写于1936年的诗。这何尝不是他的遗嘱？诗人在更年轻的时候还写下过相似的话：“存在是艺术最大的骄傲。除了存在他不渴望别的天堂。”他渴望与后世的孩子交谈，他渴望自己的漂流瓶——那里密封有他的遭遇、眷恋、困惑、痛苦——可以到达后世的读者手里。娜杰日达，诗人的遗孀，记下了丈夫的心愿。这个原本普通的俄国女人——娜杰日达，与曼德尔施塔姆1919年相识，1922年结婚，陪伴诗人度过了17年的艰难岁月。曼德尔施塔姆死后，作为“反革命家属”，为躲避内务部的搜查，她怀揣丈夫的“漂流瓶”辗转奔波于世界六分之一的“祖国”大地；因为不放心丈夫的手稿，这位瘦弱的女人，背下了丈夫全部的诗作。

　　我们该如何感激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感激她“对诗歌内在的价值和圣典般属性的信念”？感激她让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烧焦的躯体最终保留了脊柱的长度？感激她用信念和生命守护了俄罗斯以及整个世界诗歌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