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突破”：评吴思敬主编《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
◎ 罗振亚
由于研究对象处于现在进行时状态的不稳定性，人们对之缺乏必要的审视距离，大多中国当代诗歌史著作均因大同小异的平庸而自生自灭，理想、高质、被普遍认可者迄今尚未出现。尽管如此，谢冕、洪子诚、刘登翰、程光炜、王光明等一批研究者的潜心耕拓，仍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当代诗歌的历史与本质深处。日前，吴思敬先生主编的《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以下简称《当代卷》）的面世，再次为摆脱当代诗歌史的书写焦虑做出了成功的尝试。
当代诗歌史撰写资料搜集相对容易，而怎样将纷纭复杂的诗歌现象纳入明晰、科学的逻辑框架中，建构独特的述史模式则至为重要。《当代卷》没对诗人、诗派座次做简单的厘定、排列，走线索分明却嫌浮泛的传统编年体路线，也回避了抽取体现诗歌内部规律“问题”，利于深入但易流于紊乱的模式，而启用了带有较大包容性的还原式结构。它把两岸四地的诗歌空间整合一处，前十四章探讨大陆当代新诗，后二章集中探讨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当代新诗，整体框架上已有所突破。前十四章尽量把“当代诗歌”历史化，按十七年诗歌、“文革”诗歌、新时期诗歌和九十年代诗歌的时空序列，兼及它们前后间的互渗互动、承上启下、演化变异，展示当代诗歌由一体化到多元化的进程，还原当代诗歌的原貌与全景。然后按分期块状切割，抓住“诗学规范的确立与新诗话语转型”、“革命时代的政治抒怀”、“归来者的第二个春天”、“多元写作姿态的展开”、“蔚为大观的西部诗歌”等有代表性的诗歌群落、潮流及现象进行评述，从而建构起了以思潮为经，以诗歌发展阶段为纬的架构格局和述史模式。这种结构形式统摄了诗歌史中的思潮、流派、运动、社团、期刊、诗人、文本等各个方面，抓住了诗歌史的症结和关键，在基本框架、总体风貌上达到了回归历史本真的述史要求。并且，在纵式结构的每一个板块里，又都不是一般性地循序描述，而是把诗歌置于文学、文化、历史、政治等多维关系和背景中，恢复那一时段或那一股诗潮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境，像第三章对反右斗争中《诗刊》、《星星》遭遇的考察，第九章对民刊《今天》之于朦胧诗作用的彰显，还强化了文学刊物、出版对文学生成的控制的研究，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把全书纵向的时序坐标转换成了一种空间上的研讨，达成了历时性观照和共时性考察的统一。这种历史“还原式”批评结构，纵横交错，点面结合，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路向清晰，确实堪称全景式的诗歌通史。
诗歌史要纪录历史，更要对历史做深度的诠释和反思，成为现象之上的经验、规律性内涵的阐发。作者深厚的学养见识和敏锐判断力的支撑，使《当代卷》注意思想的经营，新见迭出。其表现一是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着力于经典的确认和重构，取舍精当。诗歌史最终要靠重要的诗人、文本、流派支撑，因此诗人、文本经典的选择十分关键，其中哪些该随时代推移而淡化，哪些该进一步凸显，这种取舍、调整本身也是文学史另一种重要的隐性书写。建国后一段时间，那些执着于艺术和心灵者被边缘化，政治和现实色彩浓郁的诗人与作品则被视为主流。新时期尤其是经典焦虑的世纪末，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对历史进行“经典化”叙述，尝试经典的重构。《当代卷》一方面尊重历史，复现颂歌时代的诗人、新民歌、革命时代的政治抒怀、七月诗人群、九叶诗人群、军旅诗、西部诗等公开、主流、体制内诗歌的风貌，一方面兼顾白洋淀诗群、贵州高原诗人群、《今天》走出的朦胧诗、民刊发家的新生代诗人等地下、民间诗坛，对体制外的“潜在文本”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与评价，把过去缺少关注又十分重要的诗人、流派大胆推出，其选择视域、标准和传统的诗歌史明显不同；并且对以往人们印象中的郭沫若、何其芳、田间、臧克家、冯至、张志民、李季等“大诗人”进行简约化处理，在篇幅上尽量控制，而对食指、多多、芒克和白洋淀诗群及他们、莽汉、非非诗群则有意彰显，对文革时期诗歌沙龙、流放诗人的地下写作和黄翔、哑默等人更是详尽叙述和肯定，其对当代名家名作的再体认，对主流的重估、边缘的发现，对诗歌史书写中偏枯现象的重视，使《当代卷》的诗歌史重写、改写倾向不宣自明。
其次是在叙述中力求突破已有的看法，提出新见解。《当代卷》不墨守成规，更不人云亦云，对前贤的研究成果有继承也有超越，对某些违背历史真实的所谓定评自然加以修正。如论及非非诗群的实验理论时，作者在肯定其消解价值同时，也指出它“所要追寻的‘前文化世界’与其具体的手段之间存在着无法摆脱的两难处境”，进而它“情绪的宣告意义要大于其理论建树的意义……在其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之间显出一段长长的断裂”（417-418页）。这种有距离的评说，客观辩证，看到了问题的精髓所在，符合诗歌史实际，也体现了较好的艺术胆识和批判意识。再如谈到世纪末诗歌论争时，出于对写作者的尊重，《当代卷》没粗暴指责“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中的任何一方，而是指出它们各自强调了诗歌创作的一个侧面，有为先锋诗歌发展带来契机、冲决审美思维定势的合理性，但都存在着意气用事，甚至人身攻击与谩骂的事实偏颇（527-528页）。作者的透视既超越了企图借助诗歌图解现成理念的狭隘功利主义，也超越了论辩双方的自我标榜，观点朴实却很有深度。这种独立性判断和思想“发现”的频繁闪现，触摸到了研究对象的本质内核所在，强化了著作自身的学术分量。另外，因为作者的视野阔达、思想穿透力强，使《当代卷》总能通过有代表性的个人、诗作分析，进而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史问题。如谈到田间建国后诗歌困境时，说他“努力地歌唱胜利，成为一个乐观的预言者和‘革命的学者’，但是当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和政治文化极其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包括田间在内的诗歌写作不能不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政治标本，成为值得反思的文学现象”（53页），就在无形中沟通了个案细读和文坛的普泛理论话语，由一个诗人艺术上的失败经历，引发出了功利观念和审美价值之间冲突的共性问题，给人的启示远比呈现出来的还要多，的确，从现代走来的卞之琳、冯至、何其芳等老诗人都面临着同样的艺术悲剧。
《当代卷》达到了作者追求的“美学的批评与历史的批评相统一”的效果，既注意将诗放在驳杂历史情境的“场”中，发掘诗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多元关联，以规避孤立地谈论诗人与诗作、凌空蹈虚的怪圈；又坚持诗之为诗的本体言说，以文学的眼光去观照历史，突出当代诗歌行进中的特有节奏，从而实现对当代诗歌现象及诗人、诗潮的整体的深度叙述。如在论述《今天》出现的背景时，就没从文学外部去寻求诗歌的内驱力，而是从十年内乱中青年一代的心态、食指诗歌的地下流传、白洋淀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氛围和诗歌群落萌生等多维因素出发，特别强调人的心灵、情绪、话语、表现符号的诗歌内部环节的作用，指认白洋淀诗歌群落超功利的写作态度、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诗歌本体意识的觉醒，为《今天》的创刊和朦胧诗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契机，诗歌内外缘由周延、稳妥的阐发，令人信服（321-324页），这种和历史视角互渗互惠的诗歌本体言说，保证了诗歌史撰写没有沦为社会、文化学附庸的独立品格，而把《今天》等刊物晋升为研究对象，把文学同出版文化嫁接的“拓域”和“拓容”，又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当代卷》兼顾审美与历史批评标准的又一表现，是做到了理论宏观概括和文本微观剖析的结合，几位作者有透视思潮、流派的“望远镜”之功，也肯在作家和文本面前弯下腰来，以“显微镜”之力仔细端详，正是这一微小、宏大的融合，才带来了著作的坚实、严谨与厚重。如在研讨梁小斌诗歌时，既在朦胧诗的整体格局中考察他与江河、北岛、舒婷、顾城等的相似性和异质点，又以具有专业品位的出色感悟、理解力，对《雪白的墙》做一丝不苟、纤毫毕究的文本细读，由暗示象征手法而多层结构而隐晦寓意，层层剖析，将梁小斌的艺术个性甄别得一清二楚，颇具深度。
如果著作观照的时段适当地对新世纪有所延伸，论述文字均能保持简练的风格，台、港、澳的叙述自然地融入其他的相关章节，我相信《当代卷》会更加精彩。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