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诗心”歌唱美
——浅谈吴思敬先生的诗歌评论
◎ 李文钢
在中国当代诗坛，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吴思敬先生的盛名。有人在文章中称吴先生是诗坛的引渡者、持灯者，有人称他为诗坛的仁者和智者，还有人称他为诗坛的探路者和旗手，称谓虽各不相同，却都显示着人们对吴先生为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的高度赞扬和肯定。在这些称谓的背后，还反映了人们的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当代诗坛虽然纷纷攘攘、众声喧哗，吴思敬先生的诗学研究和诗歌评论却是一座绕不开的重镇，也必将是考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生态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坐标。
自吴先生的第一本专著《写作心理能力的培养》始，他就侧重于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系统探索作家的写作问题。从此，他开创了一个从新的视角透视诗歌写作现象的研究领域。这一独特观察视角不仅体现在他的诗学理论专著如《心理诗学》、《诗歌鉴赏心理》、《诗歌基本原理》中，也体现在他对于诗人诗作的具体评论中。在十分重视文学与现实社会生活相联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中，作家的主观世界常常是作为一个纯而又纯的人格精神范畴或者政治观念“进步”与否的范畴而被谈及的，其深层心理机制则长期处于被忽视和压抑的状态中。当吴先生将诗学的探照灯射向这一很少有人问津的地下潜流时，他为我们展示了新的矿藏。
在吴先生那里，诗歌写作绝不是被简单等同于“高尚”情感和人格的自然流露，而是被视为一种“心理能力”，这种能力必然是要经过刻苦的训练和培养才能得到的。如他所说：“如果我们能对写作心理能力有较深刻的认识并通过写作训练去有意识地培养，那么就有可能获得一枝‘生花妙笔’”。[1]因而，观察训练、思维训练和想象训练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尤为必要，写作绝不可能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既然诗歌创作是一项相当艰苦的事业，那么诗人的写作动力从何而来呢？吴先生在他的《心理诗学》一书的第一章便系统论述了诗人“多元的行为动力系统”，其中毫不讳言“原始内驱力”、“自我实现的渴望”、“心理平衡的追求”、“成就声誉诱因”等动力因素，其中不乏诸多一向被视为与诗人那“浪漫”、“高洁”的形象不相符的潜在动因，但谁又能完全否认这些因素的隐蔽作用呢？也许正是因为“在可以给自己带来声誉的诸多事业中，写作占有得天独厚的地位”[2]，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从来不乏后继者。
当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诗人进行写作的内在动机可能如此复杂，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诗人的创作？是不是可以在诗人的创作成就与其动机间画上等号？吴先生在他的著述中引入的“心理场”这个概念可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吴先生认为，诗歌创作需要在一定的“心理场”中才能进行。“创作心理场的形成，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暂时中断了关于外部世界实用的经验与活动，在此之前因其实用的和功利的价值而深深吸引诗人的东西被弃置在一边。”[3]也就是说，诗人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就将置身于仿佛与日常生活相分隔开来的另一个世界，种种功利的动机此时早已被抛开了。创作心理场是独立的，但又是在现实刺激后的一个反应性生成，因而它与现实世界之间呈现为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它既受主体经验影响，又不能与诗人的主体经验简单划上等号。
正是因为“创作心理场”的独立性，诗的艺术思维的核心乃是创造出一种想象表象，而不一定是真实的内心情感反应，故中外诗歌史上向来不少心口不一、欺世盗名的诗人。所以，吴先生在他的诗歌评论中常常由剖析诗人的诗心入手，一再强调对于诗品与人品俱佳的诗人的推崇。他曾如此写道：“面对诗品与人品关系的种种复杂情况，以至于卞之琳先生要说：‘做人第一，做诗第二。诗成以后，却只能以诗论诗，不应以人论诗。’尽管卞之琳先生的批评原则有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可是我还是固执地笃信诗品与人品的统一，我对那些人品与诗品俱佳的诗人更怀有十二分的崇敬。因为这样的诗人不光作品动人，他们本人其实就是一首美丽的诗”。[4]
在吴先生的诗学体系中，“诗，不仅是情感的书法，也是灵魂的冒险。诗人是人类心灵的探险家……”[5]，这正应和了中国古代“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传统认识。吴先生由现代心理学入手研究现代汉诗的学术思路，可以说是将诗学的解剖刀直接伸抵了诗的根部，正中其最关紧要处。所谓“新诗”，不正是在现代人的现代心理意识之上绽放出的花朵吗？
诗学与心理学的贯通使得吴先生的诗歌评论呈现出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尤为突出的就是他常常能从心灵的维度出发去透视诗歌创作的得失，这一点在他的著述中不断被触及。在一篇诗歌鉴赏文字中，吴思敬曾这样写道：“一首好诗，一要有真挚的情感，二要有鲜明的意象，三要有优美的旋律。”[6]毋庸讳言，吴先生在笔下列出的这“好诗”的三个条件是并列的关系，缺一不可。但他还是坚持把“真挚的感情”摆在了第一位，以示他对于诗的这一难能可贵的品质的强调。也是由对“新诗”内在精神维度的重视这一点出发，吴先生对现代汉语诗歌诗性内容的强调远胜于形式、格律、技巧，诗心、诗情、诗魂永远被他视为诗歌评论的核心。在一篇评论中，吴先生这样写道：“我一直认为，诗的好坏主要不在于是否运用了较为传统的、还是较为现代的手法，而在于是否有内在的诗质，即是否有生命力的涌动，是否说出了掏心窝子的话，是否有独创性的东西。”[7]
随着“新批评”等西方文论观念的引进，在1980年代以来的诗歌批评中，更为时尚的常常是从外在形式和艺术手法等方面切入，往往不能对作用于诗歌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内在心理动力进行深入探讨。而吴先生在将现代诗学与现代心理学融会贯通之后，常常能将诗人的艺术手法或美学风格与其深层的心理结构之间架起一座互通的桥梁，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批评特色。人们常说：“批评是人类心灵的指路牌”[8]，这个心灵的指路牌如果缺少了心灵的维度将会让自己显得多么尴尬。而如前所述，吴先生在他的诗歌评论中对诗的心灵、情感因素始终最为看重。他说：“衡量诗歌的美不应有绝对的僵死不变的标准……诗的美，从根本上来自诗人灼热的情感。读者只有在同诗人的情感交流和共振中，才能领略到这种美。感情的因素，永远是诗歌美感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远远超过诗歌的音乐性、形象性、建筑性”。[9]
在吴先生的诗歌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常常是由诗人的“诗心”入笔，为读者展现出诗人的诗心与诗形、诗风之间的内在关联，这里可以拿吴先生对顾城的评论为例。吴先生在《童话诗人：顾城》一文中这样写到：“如果说早年的顾城是凭他的孩子的本色而营建童话世界的话，那么到他成了家、立了业以后还有意赖在‘孩子世界’中不肯出来，那便是一种心理的病态了……顾城的这种心理固着症，使他越来越偏执，以至模糊了幻想与现实的界线，他不仅在诗歌中，而且还要在生活中营建一个童话世界，一个梦寐以求的天国花园，这自然会处处碰壁，也为他埋下了日后悲剧的种子。”[10]吴先生由顾城的“心理固着症”和偏执心态着笔，分析顾城诗歌的单纯底色和表现世界之狭窄的局限，就在诗人的认知结构和心理定势与其诗作风格之间建立起了一条令人信服的通道。
除了对具体诗人、诗作的批评，吴先生还将现代心理学知识创造性地应用于现代诗歌本体建设的相关思考中。现代汉语诗歌的形式建设是一个长期困扰着众多研究者的话题，人们虽然已经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构想，但却少有人从心理记忆机能的角度去考虑。吴先生独辟蹊径地提出，现代汉语诗歌诗行的建设应暗合人类短时记忆容量限制的规律，其“组块”不宜超过七个字，如果过长，必然增加读者的记忆负担。因而，“诗的建行问题，本质上是‘组块’问题。任何新颖独特的建行，如果不考虑短时记忆的容量限制，恐难收到好的效果”[11]。从人的心理和生理角度探讨美学问题的论述自古有之，中国古人即认为“羊大则美”，因为在那时的人们的生活经验中，似乎觉得只有长大了的羊在烹调之后才能给人带来更为甘美的味道，可见人类的审美体验脱离不了共同的生理、心理基础。吴先生的提示启发着我们，在思考现代汉语诗歌的形式时也必须高度重视诗歌形式美的心理机能基础，避免想当然地去凭空搭建“空中楼阁”。
吴先生在他的诗歌评论中始终不遗余力地倡导“新诗”应是“自由诗”，力图高扬一种自由创造、不断创新的精神，这一点众所周知。而吴先生的这一坚持仍是从诗的内在精神角度出发的，他说：“‘自由’二字可说是对新诗品格的最准确的概括。这是因为诗人只有葆有一颗向往自由之心，听从自由信念的召唤，才能在宽阔的心理时空中任意驰骋，才能不受权威、传统、习俗或社会偏见的束缚，才能结出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艺术思维之花。”[12]他是由“新诗”应该葆有一颗自由之心、一种自由的信念出发，进而倡导一种自由的诗学精神。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多种多样的诗歌现象总是能够持有一种宽容、公允的心态。
吴先生不只由解读“诗心”入手剖析诗，还尤为强调诗的“治心”效果——诗可以影响人们的情感，唤起人们美好的人性。作为一个有着深切社会责任感的诗歌评论家，吴思敬先生在1980年代初期曾这样强调：“陶冶人的性情，净化人的灵魂，恢复人的尊严，唤起人们长期泯灭的人性，这才是诗歌最根本的功能。”[13]在中国正面临着深刻变革的前夜，他希望诗歌能够在恢复人的尊严、唤醒人性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正应和了时代的呼声。而当时间来到2003年，他又曾这样郑重告诫：“诗人作为文化精英，不仅要通过他的创作给人们带来审美的惊喜，同时应当比一般人承担更多的道义上的责任。”[14]诗人不应只是审美大师，更应肩负起自己的道义责任，这是吴先生在市场经济时代对于诗人的另一种期待。无论是担负道义责任还是唤醒人的尊严，吴先生的着眼点始终不脱“人心”。或许，在美的“人心”之上浇灌出美的诗歌花朵，并用这诗美的芬芳去感染更多的人，正是吴思敬先生作为一个诗歌评论家始终如一的愿望吧。
当然，依笔者拙见，吴先生的诗学体系中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如他将“诗”归类为“中介系统”的命名[15]，就极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因为“中介”一说，常常让人觉得只是联系其他事物的一个环节，而丧失了诗本身的独立性。这一容易招致误解处不是吴先生本人理解的偏差，更似是用语选择略有不妥所致。在吴先生的理解中：“中介系统是介于物质系统和精神系统之间的一种客观存在，”它属于“第三自然”。[16]实际上，吴先生所说的“中介系统”，也就是西方哲学家卡尔·波普所说的与世界1（物理世界）和世界2（主观世界）相对的“世界3”（人造产品和文化产品的独立世界）[17]，亦可称之为今天人们所说的独立的文化符号系统。但吴先生为了强调诗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联系而将其归类为“中介系统”，或许是其稍显矫枉过正之处吧。
诚如人们已经认识到的：“学术研究的推进，主要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新材料推翻了旧结论，二是更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发现’了旧材料的价值。”吴思敬先生用现代心理学——这一现代诗歌研究领域鲜有人触及的理论方法，为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不止很多“旧材料”在他的笔下为人们所重新认识，更有诸多理论盲点在他那里被重新照亮。吴思敬先生的诗学评论的意义还有待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
注：[1]吴思敬：《写作心理能力的培养》，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2]吴思敬：《心理诗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3]吴思敬：《心理诗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4]吴思敬：《牛汉：新诗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见《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5]吴思敬：《走向哲学的诗·后记》，见《走向哲学的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
[6]吴思敬：《〈乡愁〉赏析》，见傅天虹主编：《汉语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台湾卷）》。
[7]吴思敬：《山的凝重，水的灵动——〈黄河魂〉印象》，见《文艺报》2004年4月27日。
[8]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李宗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3页。
[9]吴思敬：《诗歌的批评标准》，见《诗学沉思录》，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10]吴思敬：《童话诗人：顾城》，见《顾城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11]吴思敬：《心理诗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12]吴思敬：《新诗：呼唤自由的精神——对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几点思考》，见《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第37页。
[13]吴思敬：《新诗讨论与诗歌的批评标准》，见《福建文学》，1981年第8期，第69页。
[14]吴思敬：《欲为诗 先修德》，见《中国文化报》，2003年3月20日。
[15]吴思敬：《诗歌基本原理》，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16]吴思敬：《诗歌基本原理》，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17]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作者系河北科技师范大学文法学院老师、文学博士） |
